如果你觉得是自己想做（没有意识到来自环境的强迫），你就会相信那些想法和行动本来就源自你内心。

　　他们原本智商正常，情绪稳定，该工作工作，该学习学习，和家人朋友同事都处得不错。

　　有一天，他们去参加一个为期5天的培训，据说那是一个让人变得更智慧、高效、幸福的课程。回来时，他们看上去没什么太大不同，甚至还更高兴了一点，更热情了一点。

　　但他们已经被洗过脑了。他们的脑子里被植入了一个新的目标，把更多人带去洗脑。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发出疑问：“5天课程，就能给一个智商正常的成年人洗脑？怎么可能呢？”

　　但事实是，洗脑这门技术真实存在。传销、，以及这类“集体觉醒培训”（Large Group Awareness Training，AT）都在使用。

　　接下来，这篇文章将一步步拆解，“集体觉醒培训”AT课程所用的每一种洗脑手段，以及背后的目的和原理。

　　1975年，记者马克 · 布鲁尔（Mark Brewer）参与了美国的第一代AT，爱海德训练课程（Erhard Seminars Training，EST），写成了一篇18页的报道《我们要先把你撕碎，再把你重新拼起来》。

　　1983年，心理学家珍妮斯·哈克恩（Janice Haaken）和社会学家理查德·亚当斯（Richard Adams）参与了生命源泉（Lifespring）AT课程，在精神病学（Psychiatry）期刊上发表了论文，《“个人成长”的病理学分析》。

　　2003年，专门研究的心理学家玛格丽特·辛格（Margaret Singer）调研了6个AT课程，研读了培训手册和课程录像，采访了数十个AT毕业生，写进了书籍《在我们中间》。

　　2007年，记者李亚玲卧底国内的生命源泉AT课程，并将个人经历写成报道《揭秘精英课程生命源泉：强迫洗脑的过程》。

　　2010年，在山东大学读研的史溪源，应父母朋友的邀请，在济南参与了一个T组织的“领袖素质培训班”，在其中生活了近两周的时间，完成了三阶段的培训，将亲身观察写成了硕士论文《仪式与精神控制——对某培训组织课程对其成员态度影响的研究》。

　　人类学研究者约翰·亨特（John Hunter）参与了南非的一个AT课程，在课程结束后的几天里写下了33页的实地调研笔记，并据此在2015年写成了论文《集体觉醒培训中的洗脑？》。

　　第1步是隐藏在幕后的准备工作，除了操控者心知肚明，其余人对这部分一无所知。

　　洗脑（brainwashing）又称精神控制（mind control），简单来说，就是控制者使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改变受控者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操控者和受控者之间关系不平等，控制者利用受控者的信赖和牺牲，去压榨受控者的经济、身体、信用，并获得利益。

　　AT课程在宣传时，可能会用各种各样的“饵”：领导力、营销学、成功学、团队建设、减压课程、快速致富、心灵成长、健康养生、亲密关系治疗……

　　但不管是什么样的“饵”，唯一目的就是引人上钩。后面真正的课程内容，其实与饵无关。最终目的只有一个——让受控者变得愿意为课程出钱、拉人、做义工。

　　心理学家辛格分析说，洗脑的关键在于“双重方案”。操控者引导着受控者去经历一系列事情，并告诉受控者，这系列事情要达到的效果是方案A；但实际上，这系列事情达到的真正效果是方案B，让受控者盲目地放弃过去的信念和价值观。

　　“双重方案”是受控者配合的原因，他们只看到了表面方案，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要被洗脑改造。

　　毕业学员不会跟没培训过的人讨论培训内容，这是爱海德训练课程（EST）重要且必须遵从的原则。

　　这条原则源于课程的箴言：培训既不能被解释，也不能被理解，只能被“体验”。

　　一个朋友或亲戚热情洋溢但含糊其辞的推荐，把潜在的新人带到酒店中举办的课程里。

　　他们都不肯透露有关课程的具体内容，只说：“那是一个体验式的课程，没有教材，也不用做笔记。导师会通过一些游戏和练习来让大家体验、感悟。它不会具体教给你什么，它只是给你一个工具，但有了它，你可以运用于生活中的每件事。”

　　训练期间不允许做笔记和录音，所以我们在休息时间和每天训练结束时做了大量的笔记。

　　在T组织中不允许录音或用纸笔记录。且笔者时刻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无法当场纪录所访谈内容。因此在离开T组织之后，笔者根据回忆整理了在其中生活的见闻感受和访谈记录。

　　因为要达到洗脑，操控者首先必须隐藏自己的洗脑意图，让受控者“不知道自己将被洗脑”。

　　洗脑是一个过程，无法瞬间完成，至少也需要好几天。洗脑的步骤是环环递进的，每一步改变看上去都不大，但却推着受控者一步步走到了一开始绝不会同意的地方。

　　为了不让受控者提前逃跑，有必要让受控者完全不清楚课程的内容，从而也就不会提起戒心，心生抵触。

　　比如说，这类课程的最后一步，通常是“感召”，也就是要求已经被洗脑的受控者去招募新的受控者。受控者的“毕业与否”“表现好坏”“能否进入下一阶段的升级课程”，强制与“拉到多少新学员”挂钩。

　　因此，这类洗脑类课程会要求，受控者在拉新人时只分享“感受”，不透露课程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同时，在培训过程里也严禁记录，最大程度地杜绝“新人预先知道会发生什么”。

　　AT课程为了不让受控者中途逃跑，还会使用“抗生素类比策略”，并宣称“只有完成整个课程且参加了所有的练习，才能要求退款”。

　　教练打了一个比方，说课程就像一个抗生素疗程，必须经历整个过程才能起作用，他还说，就像抗生素治疗一样，中途停药对我们是不利的。

　　这个类比并没有什么事实依据， 抗生素治疗产生“抗药性”的原理，和心理治疗或者培训课程的原理完全不同。奇葩的退款政策也完全不符合常理。当学员“完成整个课程且参加了所有的练习”，公司完全可以以此作为拒绝退款的理由。

　　所有AT课程的学员，都不是真正的“知情同意”。他们在压力下做出“要将课程坚持到底”的承诺，却根本不知道自己同意了什么，自己将遭遇什么。

　　这里的环境是精心设计的，就像强迫症父母为小孩布置的那样。地上贴了线，椅子沿着线精心摆齐。如果某一把椅子移位了，助教会指示学员把它搬回线上。每节课开始时都会播放《星球大战》的主题曲，音乐结束时所有人都必须坐在椅子上。学员们疯狂地遵守规则，虽然并不清楚规则的意义，也不清楚违背规则会有何后果。

　　T组织的培训课程安排在市区某酒店的一间会议室中。教室是一间全封闭式房间，没有一个窗户，全天中只用灯光照明，上课过程无法根据光线明暗判断时间。刚进入时感觉空气很浑浊。教室中，讲台与讲桌在前方正中央，高出地平面，下方200多张凳子排得整整齐齐。令我不由自主想到了军校。

　　控制环境包括控制所处的地点、时间、精力、周围同伴，以及接收到的信息。受控者将被切断原有的信息来源、反馈渠道和社会支持系统。

　　如果能让一个人彻底失去人身自由，连续几天甚至几周置身于被控制的环境里，是最有利于洗脑的。因此，许多传销或会先把人骗到偏远的地方，比如乡下的野营地，郊区的静修点。

　　洗脑课程则多选在市区写字楼或酒店会议室里。来到这里的人，会觉得这是公开、受认可的课程，从而放下戒心。

　　但实际上，课程里不但有着教练和助教，学员里还潜伏着来“复训”的老学员，以及“托”，这些人将站在同一立场共同行动。

　　课程的道具也经过专门的选择，鲜明地表现了教练、助教或学员的身份特征和所处的地位角色。教练作为仪式的主导者掌握绝对的引导和控制权，参与者只能遵守秩序、服从规定。

　　也就是说，洗脑者有着环境和道具衬托，有着一群“托”的辅助，而受控者是单枪匹马孤零零地迎战——而且受控者甚至还不知道，等着他的是一场精神领域的大战。

　　去上洗脑课程的人，往往是被熟人强力推介，或者是被上级要求参与“工作培训”。

　　熟人推介，并不是那种在朋友圈发发推荐，面向“非特定人”的广告，而是直接找到潜在新人，一对一地拉人。有了熟人的背书，再加上“维持人际关系”的本能，受控者都会同意。

　　建筑商方先生去退费时，公司电话通知了他的“感召人”朋友，那个朋友软硬兼施地要他留下，一会儿声泪俱下，一会儿说他不上这课就再也不理他了。方先生为了朋友，硬着头皮留下了。

　　学员L表示，“我是在我妻子的‘感召’下来听这个课的，我的报名费也是她在没和我商量的情况下给我交的。她让我必须来这里提升我的素质。身边的一些朋友也是在亲友的竭力推荐下加入的。很多人受训后都说，让老公或老婆也来上这个课，否则没有共同语言。”

　　最后，如果真的有疑心重、反抗意识强的人，也会被迅速而无声地筛出去。目标在于让新人们注意不到其他人也有不满，这样，即使新人内心怀疑，也会觉得自己只是少数。

　　一个年轻人应邀去听布道。到达时他注意到许多双鞋靠墙放着，人们打着赤脚。于是他脱下鞋，放到其他鞋旁边。大家都柔声细语，他也压低嗓音。这个年轻人虽然满怀疑惑，也只是温驯地坐在那里，遵循了群体所做的一切。

　　晚上的活动快结束了，年轻人被再次邀请时，他答道：“不了，谢谢……”两个人很快把他从后门推出去，使别人无法听到他的不快之语。

　　总之，所有新人都经过推介、报名、缴费的层层筛选。洗脑者倾向于不碰顽固、戒心强、自我中心的人，因为这些人难以控制，也难以改变。最后留在洗脑课程的新人，大多是友好的、顺从的、无私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易于被说服和管理。

　　打开心门，就是受控者卸下防御，主动放弃理性和逻辑，允许洗脑内容长驱直入。

　　教练直奔要害。他用命令式的声音咆哮道，你们这些新人在这里，是因为你们的生活一团糟，没希望了。你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知道如何体验生活，挣扎着，绝望着，困惑着。你们是混蛋！教练停了片刻，品味“混蛋”这个词，然后又说了一遍。从那以后，新人总是被称为“混蛋”，除非他们“悟了”。

　　你的大脑是如此混乱，不清楚你出了什么问题，不清楚世界或其他人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你无法体验生活，更别提享受生活了。因此，教练吼道，“我们要抛弃你的整个信念体系……我们要先把你撕碎，再把你重新拼起来。”

　　教练咆哮着，关于热带雨林的破坏，海洋鱼类的枯竭，我们制造的污染，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贪婪和自私。他尖叫着，跺着脚，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混账，我们是愚蠢的，是世界上所有坏事的罪魁祸首，他不在乎我们的意见或想法。

　　面对这种压倒性的语言暴力，普通人当然会感觉恐惧无助羞愧。这些强烈的负面情感又会削弱人的理性思考能力，新人们恍惚觉得自己真的是十恶不赦才来到这里，忘了自己明明是被“自我提升”骗来或被上司亲友强迫来的。

　　一个例子是“红黑游戏”，游戏要求分为两队，每队都要根据一系列规则来制定策略，以获得最多的分数。两队都没能意识到，两队双赢才能获得最多分数。基本上，结果总是两队双输。这个练习本可用于讨论哪些因素让我们难以合作。但教练选择了严厉斥责学员，厌恶地说，“你们都让我恶心”。这个练习是当晚的最后一项，学员们要回家反思自己学到了什么。许多人沉默不语，泪流满面。

　　李亚玲2007年同样经历了红黑游戏。这个游戏由于规则复杂，且结果会影响团队，所以新人自然会优先选择“不合作”的保守策略。如果多玩几轮，彼此熟悉了，摸索出更好的双赢策略，人们就可能进入合作模式。

　　“有人做到了双赢，有人却选择了两败俱伤……你平时是否也在不停地玩这种游戏？你是否和你的同事、下属、爱人正在玩着这个游戏？你为什么不试着选择信任对方、先去真诚地付出？”

　　这让刚刚还在游戏中“勾心斗角”的我们非常自愧自悔。紧接着，爱德华突然宣布今晚的课程至此提前结束：“请大家闭上眼睛，我放一首歌给大家听，听完后请大家不要说话，静默离开。”

　　负责音控的LP放了一首激昂的外文歌，爱德华拿话筒同声翻译：“你是否一直在玩着同样的游戏？真的话从来不说，说了的，也没有几句是真的……”

　　1983年的美国，2007年的中国，同一个游戏，同一个预设的结局。教练成了严厉而拒绝的家长，学员则成了害怕无助的坏孩子。这种情绪会促使学员更加配合和认同教练，以成为懂事的“好孩子”。

　　哈克恩总结说，这种游戏直接攻击学员的自尊，会让人感到羞耻，没有价值，而且使人容易被别人评判摆布。

　　以上两种“地图炮”是普遍性打压。此外，操控者还会进行“针对性羞辱”，抓住学员违反规则或者犯的小错误，上纲上线地进行辱骂。比如亨特记录了教练对一个仅仅是坐错位置的老妇人大吼大叫。

　　教练带着虐待者的蔑视忽然出现在她面前。“这就是你们的承诺！你同意了规则！你知道你必须换座位！但你没有！！你的人格在哪里！！！”教练尖叫着，而她惊恐万状。这个霸凌者恶毒地攻击着一个明显不知所措的老妇人，我难以置信，但我什么也没说，这让我很难过。

　　其一，教练提前说了自己是“严厉的导师”， 虐待被美化成“为了学员好的必要手段”。

　　其二，很多人在场，而其他人都没有反对，所以即使有人觉得不对劲，也更倾向于“也许是我不懂”，于是默不作声。

　　最后，一旦学员行为上默许了公开虐待，脑子里就会自动解释自己的怯懦——这是在助人成长，我不制止也是为了他好。

　　这样的普遍性打压和针对性羞辱，会始终贯穿培训的前半段。学员们被一再告知“你不行”，直到他们相信自己的确不行，必须从“行”的教练那里学习。

　　下一步，就是让学员放弃用自己的大脑思考，也不再靠自己“得出结论”。教练要来接手了，教练负责解释一切，学员们听着就好。

　　为了让学员接受“自己的思考是毫无价值的”，操控者将灌输一个概念——体验和感受最重要，理性不重要，甚至是“阻碍”。

　　在这一步，洗脑课程会极力贬低“理性”“实验”“分析”的价值。史溪源参与的课程教练就强调，“请你暂时放下你心里所有的事，放下所有的分析、评估和判断，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课程的体验里去，这样你才能有最大的收获……”

　　“无我”就是说你的内心要如新生婴儿一样的洁净单纯，完完全全地对外界打开，完完全全地接受外来的一切。“尽己”则是全心全意地尽一切力量去学习、模仿、复制他人。

　　要真正做到“无我”和“尽己”，需要克服三大障碍：怀疑、轻视、独创，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信任、认真、遵行。

　　要一个人克服“怀疑的障碍”，“完完全全地对外界打开，完完全全地接受外来的一切”。这其实就是要求新人们压制理性，开放头脑。

　　经过几小时的讨论，“学员毫无价值”这个首要前提被确立起来了。教练接着开始在黑板上写一张巨大的表格，将心智活动分为“体验”和“非体验”。信念、理性、逻辑和理解都被归为“非体验”，必须放弃这些二手的心智活动，才能获得生活的真谛。

　　“不要给我你该死的信念体系，你这个愚蠢的混蛋！”教练冲下台，对着这个学员大吼，“那不管用！那就是为什么你的生活不顺！把那些垃圾都扔掉。”

　　教练对信念的攻击还在继续。每个分享者都深陷困惑。教练向他们保证，困惑没啥大不了，困惑是迈向“自然直觉”（natural knowing）的第一步，而“自然直觉”是培训要带你去的巅峰境界。

　　关于“个人成长的工具”，关键词是“谦恭服从”、“100%承诺”、“自发”。

　　这种强调服从和完全参与的做法，学员不可避免地会感到怀疑、保留。为了解决这种，教练开始讨论“是什么阻碍了你从课程里获益？”到第一天晚上结束时，学员的问题、怀疑和担忧都被标记为“个人成长的障碍”。

　　体验和感受的确很重要，但理性和逻辑也很重要。一手的经验很重要，但二手的知识也很重要。正规的心理咨询绝不会要求一个人全然放弃理性，也绝不会贬低纸上学来的知识。

　　AT课程之所以把理性和知识贬到一文不值，而把感受体验提升到“智慧的真正来源”，是因为AT其实在逻辑和证据上是无法服众的。AT课程真正做的，是强行触发你的情感体验，然后用条件反射和操作制约的方式说服你“因为你经历了巨大的情绪波动，所以我们的理念是正确的。”

　　下一个要灌输的概念，就是——盲目信任是美德，唯有完全听从教练，才能“取得进步”。

　　答案是，鼓励对教练的盲目信任。学员们被告知，在这里，“无条件的信任”不是愚蠢/天真/容易受骗，而是一种积极的人性特征。

　　学员被要求站起来同意一大堆“生命源泉的游戏规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规则缺乏明显的理由，只强调服从教练的指示。对规则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其结果是巩固了教练作为合法权威的控制权，并削弱了学员的控制权。

　　当有人与教练意见不一致时，教练会对他大吼大叫，说自己不在乎他的看法，说唯一有意义的观点是教练的观点。

　　L（学员）：“有时候好像觉得他们说的不对劲，可是又说不上哪里有问题。就比如他们老说让我包容、容忍吧，他们怎么就不包容我对课程提意见？”

　　勒庞在《乌合之众》里写过，“如果打算把一些观念和信仰灌输进一个群体的头脑中，有三种手段最重要，断言、重复和感染。”

　　教练走到白板前，开始画一个饼状图，“有些事情‘你知道自己知道’，这一片是‘你知道自己不知道’，比如说，我知道我不太了解核物理”，饼状图还剩下绝大部分，教练说，“这是‘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这也是你要在这个课程里学到的东西。”

　　“未知的未知”的确是存在的，比如普通人对洗脑这门技术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但教练讲述这个概念，并不是“既然我们要面对未知的未知，所以我们要共同探索，一起探讨”；而是要唤起学员的无助感，并压制学员的疑问。既然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多无知，你怎么能挑战在这方面全知全能的教练呢？如果你还非要质疑，这岂不是说明你既无知又傲慢吗？

　　即使如此，还是会有人提出反对或者疑问。但这些疑问都会控者强词夺理地压制，最后永远走向“教练是对的”结局。

　　在“信任”练习里，学员被要求一个个地评判其他人， “我信任你”、“我不信任你”、“我不知道我是否信任你”或“我不想说我是否信任你”。

　　詹姆斯：“我不清楚这和真正的信任有什么关系。我的意思是，信任不是一个全或无的事情。我可能会先信任某人到愿意借车，再慢慢信任到愿意托付孩子……”

　　哈克恩总结说，在这个案例里，学员提出了一个很合理的质疑，就是这个练习和现实中“真正的信任”没什么关系。但教练根本不理会学员对“练习本身意义何在”的疑问，把问题再度转换为了“学员什么都不懂”，强行终止讨论并打压学员。

　　教练奖励学员的服从（或者至少表面服从）。那些提出疑问的学员，要么被嘲笑，要么被驳回，要么被诡辩弄得困惑不已，要么被告知“把问题留到演讲结束后再提”。

　　教练另一种常常使用的伎俩是，批评这些有疑问的学员不够进步，是“不可教的”（uncoachable），“只想证明自己正确，不想取得进步”，“停留在分析的层面上，总是纠结于分析所有事情”。

　　批判性思维、主动提出疑问都是好的特质，但在教练的话术里被扭曲定义成了负面特质。

　　最后，学员越来越疲惫，越来越动摇，学员们开始觉得，“疑问太多”是自己的问题所在，自己应该更加信任别人，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倾听”。

　　通过环境，通过托，通过打压学员，也通过强烈的语气、反复断言，教练树立起了绝对权威。

　　如果上级指令违背了你的价值观，有多少人能站出来反对？答案是坚定的反对者很少。

　　在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中，心理学家招募来一些被试，告诉他们需要教导一个被绑在电椅上的学生，如果学生答题错误，就用电击惩罚。随着电击次数增加，电击的电压会不断攀升，从15伏（轻微电击）一直升到最高450伏（危险，严重电击），那个学生也会从痛叫、敲打墙壁、说自己有心脏病、要求退出实验，到300伏之后的静默无声。

　　看着痛苦的学生，被试同样感到了痛苦。他们出汗，颤抖，哭泣，表示想要停止电击。但心理学家会告诉被试，电击虽然痛苦，但不会造成永久的损伤；另外，这是为了帮助学生正确答题，所以即使学生不喜欢，也必须继续。

　　然而，实验结果是，所有被试都让学生遭受了300伏以上的电击（足以致命）。同时，65%的人服从到了最后，一路电击到了450伏。

　　在米尔格拉姆实验里，电击其实是假的，学生是演员，只是在演一场“被电击”的戏。但被试并不知道。

　　在AT课程里，虐待和伤害，是真的在发生。但只要教练有着绝对权威，学员们就会服从权威，在权威的命令下甚至可以去伤害他人。

　　在训练期间，禁止随便动、说话、抽烟、吃饭或做笔记。除非宣布正式休息（每天培训16小时，最多休息两次），否则绝对不准离开房间。

　　李亚玲和史溪源都提到，课程是住宿制，课程原则是“每晚最多把头放在枕头上4小时”。培训时间从上午10点持续到晚上24点，有时候甚至持续到凌晨1、2点。每天只吃早餐和晚餐，不安排午餐，晚餐时间也仅有30分钟，每三到四小时能休息10分钟左右，让学员喝水如厕。

　　新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繁重的活动安排上，比如玩游戏、参加学习、小组合唱、做集体工作、学习基本术语、写个人自传，完成指定任务……新兵们被安排到忙得团团转，以至于他们没有时间思考自己在做什么，或者别人对他们做了什么。

　　尤其是睡眠，睡眠剥夺会严重影响大脑功能。缺觉的大脑跟醉酒差不多。学员只要睡不好，就会“累得脑子都不转了”——理性和批判性思维是很耗能的，在又累又饿时难以运行。

　　为了不让学员睡好，洗脑课程会让学员每天超长时间学习，休息时间不固定，有时候干脆不告知何时休息，让学员以为马上要休息了，又突然提出新讨论新活动。这样的安排特别令人疲惫。

　　此外，环境也会布置得特别妨碍睡眠，比如从早到晚播放吵闹的音乐，光线明亮，给学员安排不太好睡的床等。

　　这样的安排，让学员处在作息错乱，营养不足，身体疲累的状态中。脑子无法独立思考，无法反驳，就只能被动地接受教练的灌输。

　　有研究显示，睡眠不足的人更容易记错自己看过的主题词，更容易记错看过的视频内容，在做任务时也更容易被人说服……总之，睡眠不足会让人更容易受从众压力，也更容易产生错误记忆。

　　同时，洗脑课程会给出海量新信息。面对超出处理能力的信息汪洋，大脑会被压倒，进入“瘫痪”状态，无法条理分明地进行思考。

　　这些举措不但削弱了大脑的防御系统，也削弱了身体的免疫系统，让学员容易生病。李亚玲提到，在突破课程结束次日，就有好几个学员病倒，她与另一名都江堰的男学员还因肺部感染去输液治疗。

　　老成员训练并监视新人。新人从不单独行动，也不能和其他新人自由交谈。没有机会去验证自己的怀疑或负面的感觉。

　　新人被告知，永远不要公开表达消极情绪。如果他们有任何问题、犹疑或者不好的感觉，应该去询问教练、助教、导师等上级。

　　史溪源观察到，学员在课程中会被分入不同的小组，组长是回来做义工的老学员。每个小组被称为“家庭”。组员按照年龄分别扮演家庭里的各种角色，“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三宝”“四宝”诸如此类，某个成员如果表现不够好，就会给“家庭”带来损失。

　　这样的安排，给每个成员增加了“为家庭增光”的道德义务，增加了集体意识和团队认同感。中国有大家庭的传统，家人就是自己人。一旦互相开始以亲人互称，成员们会逐渐觉得刚才还陌生的人变成了“自己人”。随着交流越来越多，分享的隐私秘密越多，共同达成游戏目标，投入的感情增加，对“家庭”的依赖和归属感也会越发增加。这是一种迅速产生并增强群体认同的做法。

　　而一旦认同了群体，一旦感觉到群体中的其他人都观点一致，人就很容易屈从于同伴压力，做出违背原本价值观的事情。

　　要对抗群体压力是很难的。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做过一系列著名的“阿希从众实验”（Asch conformity experiments），结果发现，即使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判断哪两条直线个人都是故意选错的托，剩下的一个人就会跟着选择明显错误的答案。实验中，75%的被试至少违心屈从了一次，只有25%的人——这些人要么足够自信，要么足够孤僻——能始终坚持自己的正确判断。

　　即使是平常不作恶的人，在群体中也会作恶。在群体中会发生“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和“去个体化（depersonalization）”。每个人不再关注自己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更倾向于认同所在群、服从群体规则。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隐身匿名的，觉得行为后果的责任是分散的，不觉得自己在被评价和审视……“大家都这么干，不是我的错”，如果所在群体赞同作恶，个体就会跟着作恶。

　　所有男性都被要求化妆穿裙子，模仿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尽量表现得害羞可爱并唱歌。

　　变装成异性的练习很常见，装成一个肥胖的穿着比基尼的女人，在街上唱歌，试图引诱一群男人跟着她。

　　AT的很多“突破自我”的练习，“帮助某人进步”的围骂练习，其实非常接近校园小团体的霸凌。

　　这些练习对现实里的工作并无帮助，真正起到的作用是降低了参与者的自尊，让参与者更加觉得自己低教练一等。

　　第三天通常用来做“引导想象”，学员被引导着进入一种催眠和恍惚状态，回忆起童年至今所有的失望与悲伤记忆，关于你的父母，关于你没有遵守的诺言，别人对你的辜负……

　　“闭上眼睛，回到你的童年时，看到六岁的你了吗？就像一场梦一样。你看见自己在树林里。幼小的你，单独一人。你穿过树林，走到中间的空地，看到了一堵墙，墙上有一扇很容易打开的木门。你走进去，看看四周，有你小时候的玩具。你喜欢的毛绒玩具，但是它们都被丢弃了，孤零零的，无人在意。你看到你小时候穿过的衣服，它们都布满灰尘，破碎不堪。你看到你小时候总是带上床的毯子了吗？看见你的旧床了吗？你感到孤独，就像你小时候独自躺在床上一样。你渴望谁？他们来了吗？你为什么一个人在床上哭？想想所有那些孤独的时光，所有那些没有做到的承诺。爸爸没有回来陪你玩，妈妈没来哄你睡觉。那些被打破的承诺仍然牵动着你的内心深处。你独自哭泣，没有人来。”

　　“闭上你的眼睛……很好……放松。现在你要回到你的童年，四处看看，找到一件让你痛苦的事情，让你觉得渺小，不舒服，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被骚扰……重现那件事情，把那件事带到这里来。”

　　很多学员在做这个练习时都觉得很难，其中一个人我后来得知童年曾被猥亵。看着周围崩溃的人，任何有同理心的人都会觉得痛苦。

　　有时心理治疗的确会让人去面对创伤记忆，最终慢慢接纳并变得勇敢坚定。然而，这种方法首先要患者本人知情同意，其次对治疗师有很高要求，耗费漫长的时间，比如花上一两年，还不一定保证能带来好转。

　　相比之下，AT课程则是在没有真正知情同意的情况下，一大群人在短期内重新唤起创伤，而没有任何“疗伤”“支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不但如此，记忆本身并不是一个保险柜深处收藏的固定不动的东西。每一次回忆，其实都是大脑用各种碎片去重建情境。这种重建是可能扭曲出错的。尤其是当学员睡眠不足、大脑迟钝的时候，更容易出问题。想象与实际发生的事情可能混在一起。其他人的讲述、教练的引导，都可能成为重建情境的材料，最终结果是，记忆被改写了。即使你童年没有受过太多伤害，你可能也会“回忆”出一堆伤害。

　　成员心理上变幼稚了，不再使用成熟的应对机制（因为AT课程贬低理性、自制），转而用更原始幼稚的方法来应对痛苦和应激，退行到童年时的行为方式，比如躺在地上大哭。

　　首先，暗示父母辜负了学员，父母很糟糕，造成了学员生命中的种种痛苦，唯有向课程和教练学习才能让你走向爱与幸福；

　　其次，传染情绪，一大群人一起为童年恸哭，是一种高强度的、触动人心的情感体验，很多人会觉得自己被深刻地改变了；

　　第三，创伤和退行会让学员的内心进一步打开，更脆弱，更方便洗脑。学员感觉自己变小变无助，而教练显得更值得依靠和信任了。最终，学员表现得更像孩子，比如情绪剧烈波动，并迫切地想要顺从和讨好教练。

　　AT课程会把隐私透露环节放在比较后面，因为这和拉新人一样，属于“如果一开始就让受控者做，受控者肯定会拒绝”的事情。

　　但经历过前面的环节，学员们已经被打压得非常渴望肯定。只要说一点自己的事就能获得肯定，忽然变成了很有吸引力的事。

　　新人不知道，大多数AT课程允许甚至鼓励老学员重新参加培训。这些老学员是示范者，也是鼓掌助兴者。老学员循规蹈矩，说着和教练一样的行话，因此得到教练的赞扬。新学员开始模仿老学员的言行举止，学着老学员透露个人隐私，并因此被赞许。

　　教练训练新人在每一次“分享”结束后鼓掌，不管“分享”是多么愚蠢，多么偏离主题，多么不连贯。对多数人来说，说上一两句话，就有几百个人为你鼓掌，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教练鼓励我们袒露内心，说这样可以让我们从课程里学到更多。拒绝袒露的人会得到一句“行吧……你自己的课程随便你……”有几个人坦白了自己的不安全感，被人利用，装模作样。有些人在坦白时泪流满面。

　　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女学员，大约二十出头，家境极为富有。她父亲是富商，母亲是大美人。但偏偏她没能继承到母亲的美貌，也没能继承到父亲的高智商。她为此极为自卑，在这个环节，说出了大量自己和家庭的隐私。甚至包括她为男人堕胎的隐私。

　　我当时就觉得不对，这些内容，怎么可以说给这些只是在一起上几天课的陌生学员听呢？

　　周五的另一个练习是“双人面对面”。两个人面对面坐在椅子上，你的膝盖碰着对方膝盖，（这么短的距离意味着，你们其实侵入了彼此的私人空间，这会导致紧张），这个练习需要一个人反复问另一个人，“你想要什么？”每一次被问，都得回答一个新的答案——这其实是不可能的。

　　我们被告知不要隐瞒任何事情。教练鼓励提问者用一切手段从对方那里榨出新答案，“喊叫！跺脚！咒骂！威胁！除了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也不能使用暴力之外，做任何你认为是必须的事情。”

　　亨特环顾四周，他注意到很多人哭了起来，很多人被迫说出了自己深藏的秘密和欲望。这是一场大规模霸凌。

　　接下来，教练将利用他们透露的隐私来攻击他们，教练会重新诠释他们的人生故事，用以证明他们此前是多么糟糕的烂人。

　　分享隐私是被大力鼓励的事情。分享的内容越个人化，越痛苦，教练就越开心。许多会议都变成这样，一个人站起来忏悔，分享他们的往事，然后教练重新解读故事。

　　2012年的法国纪录片《程碑教育：新“上师”的领地之旅》（Landmark: Journey to the Land of the New Gurus），就记录了一个课程片段：教练当着几十个学员的面，公开辱骂一个试图解决跟女儿关系问题的母亲，足足骂了50分钟，骂她是个根本不爱女儿的混蛋，说她故意破坏女儿的亲密关系，让女儿觉得男人都是混账，从而毁掉女儿的恋情，让女儿不快乐，说她摧毁了女儿生命中所有可能，竟然还敢厚颜地说她爱女儿……

　　这个母亲当着几十个陌生人崩溃大哭，问自己该怎么办时，教练说，“如果你想为她做点什么，你可以自杀。哦不，那还不够。你应该找到让你更痛苦的事情。得癌症，拖个29年，这样你可以受折磨并死去。”

　　当时李亚玲参与的是“围骂”环节。学员们站成马蹄形，每个人轮流站在马蹄形缺口处的“压力点”挨骂。骂人的学员如果骂得不够狠，还会被教练爆粗口指责是“对朋友不真诚！我X你！你到这个时候都还在出卖你的朋友、出卖你自己！”

　　其他学员不认识李亚玲，只能泛泛地骂她“高傲”、“冷漠”、“自以为是”。这些词对李亚玲不痛不痒。但此前就认识她的教练亲自上阵时，就根据李亚玲的个人隐私，提到她去世的亲人，提到她生活中的状况，说她固执而伪装坚强……一直把李亚玲骂哭了。

　　正规的心理咨询，是要对咨询者的隐私完全保密的。然而AT课程只是一味地劝说“打开，坦诚”，却没有任何办法能保障学员的隐私不被传播利用。

　　“对你的选择负责”“用新视角来看待生活”，是AT课程重点灌输的观念之一。

　　“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基本上是这样一种观念：你的问题不是由疾病、命运或其他人引起的，而是由你引起的，除非你接受这一点，否则你永远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毫不奇怪，每个学员都能举出自己身上的反例。但教练说没有反例，他不在乎你是被还是生来就有大脑缺陷，这都是天杀的借口。

　　教练向一个受害者说，“如果你想取得突破，你就有机会取得突破”，而那个受害者显然既没有做好准备，也没办法“立刻转变”。有些这样的对抗高度紧张，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而所有对抗里，教练都是说最后一句话的人。学员们笨拙地领会着难以捉摸的智慧，这种“智慧”认为，无论你遇到什么问题，都是你的错，而且只是你的错。

　　在亨特见证的这个案例里，学员讲述了自己被的经历，而教练则不断拿“负责理论”去逼迫学员。很明显的是，讨论不会结束，除非你接受教练的观点。最后，学员承认她负有责任，是她“允许自己被”。亨特注意到，很多关于“负责”的讨论，最后变成了忏悔，每个人都在忏悔自己过去不够负责。而这种“我有罪”的感觉，会让学员更无助，也更容易被洗脑。

　　T组织里的教练，就抓住了学员B男士（30岁，证券公司操盘手）某节课的迟到，作为灌输机会。

　　教练（语气严厉）：“你不需要向我道歉，你也不需要向大家道歉耽误了大家的时间。你要拷问你自己的内心，这就是你做事的一贯态度吗？！刚才你还庄严承诺会遵守我们宣读的课堂秩序，你背弃了自己的承诺！

　　B男士：“我那个电话很重要。再说刚才的承诺是你让大家站起来宣誓的，又不是我愿意的。”

　　教练（语气愤怒）：“那只是你的借口！你既然承诺了不迟到，无论什么样的原因你都该自己处理好。想想平时在现实生活中，你是不是也这样轻易破坏你的承诺？你这是想逃避！”

　　……最后教练引导大家得出结论，除了生死是真正的‘不得不’之外，其余‘不得不’本质上都是‘我愿意’，是你在计较得失后的主动选择，所以不要找借口，要对你的选择负责。”

　　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采纳新视角，意识到表面上的“迫不得已”里面的利弊权衡和主观能动——这个观念本身是对的，很多心理咨询也会谈到这一点。

　　很多人看不穿AT课程的问题，也是因为课程里的确有与主流心理学派相符的部分。

　　然而，AT课程的问题不在于它和“正派”有多少相似之处，而在于它和“正派”有多少区别。就像一碗掺了毒药的米饭，关键不在于这碗饭和其他饭有多少共同的碳水、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关键在于这碗饭里掺了什么毒，多少毒。

　　AT课程之所以灌输“负责”这个观念，是为了起到两个作用：①防止学员中途退出，②防止学员反抗教练。

　　当学员对AT课程不满想要退出时，AT课程会告诉学员，你选择了来上这个课提升自我，如果你退出，你就是对你自己的选择和人生不负责任，于是你必将人生失败一事无成。

　　当学员对教练的具体做法或者课程的无理规定不满时，AT课程会告诉学员，你承诺了要遵守每条规则（包括完全听从教练），如果你反抗，你就是对你自己的承诺和人生不负责任，于是你必将人生失败一事无成。

　　正常心理咨询也会告诉咨询者“换个视角来看事情，注意你自己下意识的选择，那是你可以改变的部分”。但如果咨询者想换咨询师？没问题。对咨询本身谈到的某个点有不满？让我们好好谈谈。

　　没有一个正常咨询师会暗示咨询者，今天你不在我这里做咨询，你的人生就完了。

　　人当然有很多可以改变的部分，但现实是，人也有很多无法改变、无能为力的事情。正常的心理咨询会协助咨询者，好好厘清哪些是可以改变的，哪些是无法改变、但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应对或接受的。

　　而AT课程宣传的极端且无限的负责制，实际是在贩卖一种虚假的万灵药，先把学员打低“你过去都错”，再把学员抬高“你未来什么都能做到”。学员以为自己获得了“成长”，其实是在往“巨婴”的方向走。

　　一项“承担所有责任”的主题练习，要求学员两两配对，一个人讲述自己的一次受害经历，有几个人讲述了自己小时候被父母殴打，另一个人则从“100%负责”的角度重新讲述那个故事——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自己如何“让事情发展成那样”。

　　学员在这个练习中获得的洞察力约为婴儿水平。婴儿还没有从认知上克服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源于自我。伴随着这个练习获得的高兴和解放感，似乎源于学员产生的全能控制感。

　　学员越来越依赖生命源泉的官方词汇，“摆脱自动行为”、“勇往直前”、“敢于冒险”“承担责任”“创造你自己的现实”等等，这表明了他们对教练强大地位的认同。

　　“你希望通过课程改善你的人际关系？我说你已经没有希望了！因为你仅仅只是希望嘛，而不是真的想要……注意，这个‘我希望……’它没有能量……你抱的心态不一样，你最终拿到的结果也会不一样……”爱德华说。

　　他要求我们发言时不能采用“我希望……”的语式，改为语气更强烈的“我要……”

　　学员们照着这个句式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振臂高呼，爱德华则不停地在旁表示肯定和鼓励。

　　T组织的培训课程有一套自己的语言体系。“感召”、“体验”、“谢谢”等是最经常听到的词语。例如在一次“家庭”的分享会上，一个自编的小品也许能反映这套语言的运用模式：

　　每个人都在拼命学。因为教练掌控着奖惩。学得又快又好的学员会得到权威的认可，得到尊重、地位和特权。而学得慢或者不肯学的人，则会被批评打压，不被尊重，内心焦虑，对同伴感觉歉疚。

　　控制环境的作用在此时也再度浮现。学员没有时间跟外界沟通，无法获得外界的反馈，没有人能在这时候指出这些新词的问题。

　　其实从客观角度看，这些“新语言”很多是强词夺理，在现实生活中用起来僵硬甚至可笑。比如“我希望”这种用语，用在和别人交流时，不会引发别人的抗拒反感；用在自己身上时，可以赋予自己灵活度和自由度。人常常会“发现自己想要的，并非自己真正需要的”，从而改变目标。所谓能量充足的“我一定要”，反而会阻碍这种自我发现。

　　这些新词的引入，与其说是提升了学员，不如说是为AT课程做到了四件事：

　　三，改造学员的思想，语言是思考的工具，改变语言就可以改变思考，让学员自我强化，自我说服；

　　随着学员越来越熟悉课程内的词汇，就会对同样熟练运用这套话语的人抱有好感。而学员一旦回到外界，和自己原本的亲友交谈时，反而会因为对方不熟悉这套语言体系，很难顺遂地交流，生出隔阂和失望感，甚至会对原本的亲友产生蔑视，觉得对方“落后”。很多成员在被洗脑后，会主动把自己的伴侣拉进来上课，就是出于这种“我进步了，你得跟上”的心理。

　　操作制约（operant conditioning）类似于条件反射，原理十分简单：出现良好行为时给予奖励，从而正向增强；出现不良行为时给予惩罚，从而削弱压制。

　　但由于【情感体验a】与【事件B】同时发生，最终，受控者会将【情感体验a】与【事件B】联系起来。

　　举个例子，巴普洛夫控制狗，用“喂食”（事件A）引出“馋了流口水”（情感体验a），同时摇铃铛（事件B）。

　　再举个例子，著名的吊桥效应，通过惊险的吊桥（事件A）引出“心跳加速”（情感体验a），同时看到一个异性（事件B）。

　　由于“心跳加速”与“看到一个异性”同时发生，所以很多人误以为自己对那个异性有好感。

　　曾经被不道德应用的电击厌恶疗法，也是采用同样的原理。把想要纠正的“恶习”，与电击的剧烈痛苦联系在一起。最终人对“恶习”彻底失去兴趣，副作用是人本身也受到巨大的心理创伤。

　　《变态心理学》（Abnormal psychology : an integrative approach）一书中还记载了这样的案例，癌症患者在化疗（事件A）时常常会剧烈呕吐（情感体验a），同时会看到护士（事件B）。结果是，患者即使在不化疗的时候，看到护士也会有反胃感。

　　AT课程正是利用这种手法，将想要灌输的观念（事件B）与好的感觉（情感体验a）联系起来。

　　学员感觉快乐、自信、乐观、精力充沛、被爱被接纳……但学员没有注意到的是，引发这些情感体验的，其实是当时环境里的一些其他东西——教练的赞许、其余人的鼓掌、微笑、拥抱等等。

　　劳拉走到麦克风前，她的声音颤抖着，说自己如何变得与人疏远，谈到她为了和别人保持距离而设置的障碍。教练问她是否愿意尝试“信任”练习。灯光暗了，感性的音乐响起，劳拉站在椅子上，教练站在她身边，与她亲密低语。最后劳拉向后倒进六个人的怀抱里，人们随着音乐来回摇晃她。劳拉在啜泣，教练一直紧靠着她，抚摩着她，轻轻与她说话。这次练习非常令人感伤，许多学员都流下了眼泪。

　　哈克恩的分析是，这个练习唤起了人对于“融合”的渴望。当我们年幼时，我们依赖着其他人，并从依赖中获得安全感，这就是一种“融合”。此后，当我们醉酒、信仰宗教、坠入爱河时，就会获得类似的“融合”感。

　　但这个练习的本质，是通过怀抱、摇晃、抚摩、低语满足了对亲密关系的需求（情感体验a），并把这种亲密舒适感跟“无条件信任”（事件B）关联起来。

　　似乎别人是否值得信赖无所谓，只要你无条件信任别人就可以——在现实里，这显然是行不通的。误信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学员围成两个同心圆，内圈和外圈面对面。每组配对的人可以从4种互动里选择一种：无接触，握手，牵手， 拥抱。简短互动完后，同心圆移动了，形成了新的配对，然后再互动一次。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拥抱。

　　这同样是一个“不管对方是谁，信任亲近就对了”的练习，提倡的是不加选择、无条件的亲近（事件B）。学员以为自己当时的快乐和被接纳感来自课程教导的理念，但其实来自课程刻意组织的集体拥抱和微笑。

　　在最后两天的训练里，学员之间出现了大量的肢体接触，大量的表达爱意的行为。然而，这种“对每个人的爱”并不是因了解而建立起来的依恋，反而更接近于学员们自我膨胀后“我爱着全世界”的表达。这些短暂的身体接触带来的“爱人和被爱感”很快就会消失，它们无法像真正深刻的人际依恋一样提供持久的支持。

　　当学员们回到现实世界时，就无法再体会到课程里的“融合、亲密、被爱被接纳”的感觉，真正的原因很简单，没有人排着队微笑着来抱你了。

　　但一般人很难想到这点，会以为是自己学得还不够好（于是去复训），以为是周围人没学过所以很冰冷（于是拉新人），甚至以为外界真的出了大问题，只有AT课程是温暖港湾（于是可能辞职、分手，全身心投入课程）。

　　第四天，教练开始从严厉专横的监工，转换为有魅力有爱心的家长。他们期待你付钱买进阶课程。教练能否晋升，甚至能否保住自己的工作，都取决于有多少人在上了他们的课后还买进阶课程。

　　第五天是轻松愉快的一天。有午餐，有跳舞。教练会努力劝你报名更昂贵的进阶课程。所有学员都被告知参与一个培训后的会议，会议上还会有人继续向你推销后续课程。在这天结束时，学员会收到一个“惊喜”，家人和朋友出乎意料地出现，祝贺学员的“毕业”IM体育。

　　23个学员都在跳舞，喜笑颜开，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他们互相拥抱，流下喜悦的泪水，排着队去拥抱并感谢教练，每个人都报名参加2周后的进阶课程。

　　辛格发现，和洗脑课程，都会采用一种“爱的轰炸”（love bombing）感化技巧。

　　老成员将新人团团围住，奉承新人，赞美新人，让新人们感觉自己安全，被爱，被接纳，受欢迎。新人的大脑在这个过程里，会制造大量的催产素，这种激素让人感觉良好且依恋。

　　教练告诉学员，你就是那个“小女孩”，你的亲朋好友就是你的“海星”。他们正在现实生活中“搁浅”，亟需你的“挽救”。惟一的“挽救”方式，就是“感召”他们也来读这个课程！

　　每个学员每周都必须宣言自己要做到多少个“3C”（感召成功的“3个认证标准”：被感召人有意愿来提升、完成功课、缴纳学费）。否则就只能“下车”。

　　教练会将成员的拒绝等同于“你没有自信”、“你不关爱你的朋友”等等，并告诉“你抗拒的正是你要突破的，你要锻炼的正是如何去做到自己不愿做的事”。

　　这是一个“如果刚开始提出，绝对会被拒绝”的提议。但到了AT课程的后期，会这么做的学员还为数不少。

　　一是因为学员这时候正处在感动快乐、集体兴奋的情绪里。根据课程灌输的理念“体验是智慧最重要来源”，学员真的会觉得自己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收获。

　　其次，史溪源观察到，课程其实已经在学员身上培养出了类似“强迫症”的状态。

　　先是强迫性认知（信息及思维控制），然后是强迫性动作（游戏等行为的控制），最后导致强迫性妄想（拉亲友来买这个高价课程是“功德无量”的事情，甚至“关乎国家民族的兴亡，关乎这个世界会不会好了”）。

　　大多数人会经历类似狂躁症的欣快和全能感，持续几星期或几个月。躁狂期间可能轻率做出对人生影响巨大的决定，比如斥重金购买下一阶段的课程，承诺拉新人、做义工，创业、投资，或者离婚分手。

　　AT课程的开山祖师是沃纳·爱海德（Werner Erhard），此人做过推销员，是一个商业和洗脑方面的天才。他1971年建立的爱海德训练课程（Erhard Seminars Training，EST），是一切AT课程的源头。后续的课程改变都只是微调。

　　辛格曾作为专家证人参与了一些对AT课程的起诉案件。她写道，“损害包括溺水身亡、自杀、短期或长期住进精神病院。我参与了将近60起诉讼，一直在跟踪这些诉讼里涉及的个人，他们中有些已经重新开始生活，但在回忆起那种精神和情感完全失控的感觉时还是很害怕。有些人在培训中或培训结束后就精神崩溃，十年后依然在住院……这和心理咨询有很大的不同。在心理咨询师那里，进度是缓慢可控的，患者以自己可控的速度去处理他想要处理的课题。许多人告诉我，如果他们事先知道那些培训的强度和心理深度，他们就不会购买或参与这项培训，他们并不了解会有多高强度，同伴压力的影响，以及培训令他们多么精疲力竭。”

　　1977年，《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就发表了两篇论文，讨论参与爱海德训练课程后发生精神病症状的5个案例，患者出现了偏执、妄想和无法控制的情绪波动。

　　培训的第五天，一个积极参与者帕特里克跳上讲台，站在了教练的位置上。起先，帕特里克看上去好像是在跟教练做对，无视规则并嘲笑教练。但大家很快明显看出，帕特里克不正常——他讲话语无伦次，与现实脱节，而且似乎产生了幻觉。教练靠近警告他。但帕特里克只是茫然地盯着教练，继续咕哝着培训教的行话。其他学员开始鼓励帕特里克“释放出来”。但帕特里克其实已经“释放了太多”。教练一再攻击他脆弱的防御，经常指责他“胡说八道”。

　　在发现帕特里克无法恢复正常后，其他学员被要求离开房间。学员们在外面先是感到震惊，然后几个学员发起了一个“爱的圈子”，宣称要“把我们的能量传给帕特里克”，“我们将治愈帕特里克”，“他正在接触自己的感受”，“无论他选择什么，都是对他最好的”。

　　哈克恩惊讶地发现，学员们不但否认就发生在眼前的精神失常，而且硬是把这个负面案例转为了对培训的正面评价。没有人提出教练是不是过于粗暴，没有人讨论培训是不是对帕特里克造成了负面影响。这个事件激起的负面情感没有指向教练，反而指向了一个一直在质疑教练的人（他其实是研究团队里的一员）。学员们指责那个人“过度分析”“不给出自己的爱”“令人讨厌”“刻板”“不去感觉”，还愤怒地对他喊，“你又在用你的头脑了，别分析了，用你的心！”

　　帕特里克的失常显然给学员们造成了焦虑，但培训已经进行到第五天，学员们已经习惯将教练奉为权威，也习惯了将世界进行黑白分明的好坏划分。要么“好”，要么“坏”，没有灰色和模糊的部分。教练是“好”的，所以糟糕的事情显然跟教练无关。最终，学员们将恐惧焦虑化为怒气，发泄在“坏人”身上。

　　AT课程不是没有出过事，而是即使出过事，也会被认为“不是课程的错”。

　　甚至连学员死亡，AT课程都能推卸责任。据成都商报报道，2005年6月10日，43岁男子何友城在堂弟何小忠的“感召”下参与了这类培训课程，缴纳了一二阶段的万元学费。13日，何友成情绪不稳定并提出退学，被感召人和学员劝阻。15日，何友城强行退了二阶段的学费。16日凌晨，火车站职工发现何友城在铁轨上行为异常，疑似精神出了问题，不久后，何友城被火车撞击身亡。这事之后，培训公司没有付一分钱的经济赔偿，理由是“一起上课的人只有他出了事，说明是他的原因。”

　　提倡“无限责任”的AT课程，却不打算为课程可能造成的负面后果负任何责任。

　　比如说，程碑教育也提到，有些人对他们的培训反应很糟糕，但这是因为那些人“不愿意勇敢诚实地面对自己”，还声称“本课程是为那些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在课程前后和期间对自己的健康和福祉负有完全责任的人而设计的”。

　　问题是，AT课程在要求学员“无限负责”时，却故意忽略了一点——在伦理上，同意必须伴随着“知情”。唯有知情之下的同意，才是真的“同意”。任何诈骗都伴随着“同意”，但这种“同意”是无效的，诈骗依然是刑事罪行。

　　AT的刻意隐瞒，使得新学员根本不知道自己同意了什么。AT本身采取的手段对身心都是巨大消耗，身心比较脆弱的人完全可能在这种压力下崩溃。

　　以何友城为例，他当时单位刚破产，处在失业状态，正是心理脆弱期。AT的课程前三天里充斥着辱骂虐待，何友城此前没有出过精神问题，却在上课3天后言行异常乃至死亡……这个时间点是巧合吗？这类课程教导学员要“对生活里遇到的一切事情负责”。按照课程宣扬的理论，课程难道不该承认“遇到的所有学员问题，都是课程的责任”吗？面对学员的死亡却推说自己毫无责任，说得过去吗？

　　当然，大多数人在培训后并不会有那么极端的后果，他们会感到一种欣快，但这种欣快会在几周内下降。

　　1978年，纽约林肯心理治疗研究所的主任评论说，“许多（AT）培训后又来我们诊所的人，都经历了糟糕的反应，他们在困惑不快中一遍遍重复着同样的模式——兴高采烈，沮丧低落，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觉得自己无助无力。”

　　狂躁的典型症状包括情绪高涨，欣快感，幸福感，自尊膨胀，说话多而快，睡眠需求减少，觉得精力充沛，过度自信，对自己的社交和经济情况过度乐观，果断而冲动，感知和创造力增强，情感反应更大。

　　参与过这类课程的GloriaG在网上写，“我感觉怪异，尽管是一种快乐的怪异。我觉得自己是超人，但我知道自己不是。我感到无比自信，又不知这自信从何而来。我的生活仍然和我参加培训前一样。我的自信感并非源于培训中获得了新的才能，而是一种来自我身体的生理感觉。”

　　另一个网友Baruch则描述说IM体育，“尽管欣快愉悦感很好，但它会在（培训结束后）几天内消失，最多也就几周，我没有从中得到任何持久的好处。”

　　网友Fehlberg说，“我情绪高涨，那就是他们说的‘体验’或者‘悟了’。有三个月我处于轻度狂躁状态——我以为我感觉很好，但其实不然。我非常紧张... 我做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我看上去很快乐，但是其实也很痛苦，因为我一直处于压力之下，想着‘现在我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我必须给首相打电话……告诉他，我有办法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

　　在轻躁狂下，人很容易做出乐观但冲动的决策，比如继续在AT课程上花大钱，有人草率地与伴侣分手，有人鲁莽地开始创业，这可能让他们的生活陷入长久的麻烦中。

　　哈克恩也认为，虽然AT学员的确在培训后有高度的幸福感，但这种幸福感不是健康的状态，更接近病态。因为培训系统性地破坏了学员原本的自我和观念，告诉学员不要用理性分析，不是让学员更成熟，而是让学员退行，变得更像孩子……最终结果是，学员在现实里的应对能力并不会提升，反而有可能下降。

　　1990年，康奈尔大学的研究者做了一个针对AT学员的长期追踪研究。为了找到合适的对照组，研究者要求参与这项研究的学员们提名一个没培训过、但同性别、年龄接近、来自同一社区、跟自己很像的人。

　　这两组人的确在各方面都非常像，研究者只找到2条区别：①AT学员一开始就更“负责”，也就是更认同“我可以控制自己的人生”，②AT学员在培训前就经历了更多的工作和生活压力。

　　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自我价值、生活里的麻烦、自我提升、人际关系、睡眠质量、近期的情感体验、日常应对……所有这些被测量的东西，AT学员和没有去培训的人都没有显著区别。

　　唯一的区别是，本来就更“负责”的AT学员，变得更加“负责”了。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正因为认同“我可以改变自己，控制自己的人生”，才会去参加“自我提升的课程”。而AT课程又再度强化了“无限负责，你可以控制一切”的观念。

　　说到底，人之所以会被洗脑，会被精神控制，不是因为“太过脆弱”“不够聪明”。

　　因为人会害怕错过，在听说“如果不上这个课程，将错失非常重要的提升人生的机会”后，会想要“试一试”……

　　以色列心理学家艾里尔·梅拉里（Ariel Merari）在研究普通人是怎么变成时，曾打过一个“隧道”的比喻。

　　在隧道里，外界的信息、反馈、支持都消失了。人只能随着大流，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眼前是有限的视野。出口是唯一的光。训练是唯一的任务。同伴是唯一的反馈。教练是唯一的榜样。只能前进，不能中途退出。退出就是背叛自己最初的承诺，也是背叛了一起行走的同伴。

　　[1]史溪源. 仪式与精神控制——对某培训组织课程对其成员态度影响的研究[D].山东大学,2012.

　　[2]汤万杰,郭成.传销组织精神控制模式探析[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7(01):64-67.

　　[21]（美）斯蒂文·哈桑（Steven Hassan）著；杨善录，杨菲译. 走出 摆脱的控制.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1.04.

　　[23]李亚玲,管理40亿美元的32岁美女精英，在PUA课上被“骂”死？独家揭秘PUA课程内幕IM体育